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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慢性精神分裂癥；康復訓練；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9（b）-0138-04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不明、預后不良和病殘率高的嚴重精神疾病，至今國內外尚無有效的預防對策，很容易遷延不愈發(fā)展為慢性精神分裂癥[1]。隨著精神醫(yī)學的不斷進步和發(fā)展，對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研究已經不僅停留在如何治療和控制的領域，開始重視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2-3]。有研究顯示通過職業(yè)技能、社會生活技能及其他軀體、心理等多種訓練，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尤其是打破封閉模式的康復訓練，到社區(qū)進行開放式的康復訓練能取得更好的康復效果[4]。本研究采用意大利的院外社區(qū)開放式康復的先進管理理念，進行了有益的嘗試，讓患者在社區(qū)中生活，最終離開醫(yī)院、重返社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選取于2012年1月～2013年10月入住北京市海淀區(qū)精神衛(wèi)生防治院（以下簡稱“我院”）開辦的“康復者之家”的40例患者。入組標準：①符合國際疾病分類（ICD）-10慢性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②病程在2年以上，無嚴重軀體疾病。排除標準：伴有精神發(fā)育遲滯、其他精神病和藥物依賴或者酒精依賴者；合并有嚴重軀體疾病患者。4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男18例，女22例；年齡20～62歲；病程3～40年；文化程度：中學以下18例，中學16例，大學及以上6例；婚姻狀況：已婚4例，離異19例，未婚17例。
1.2 方法
1.2.1 質量控制方法 由經過專業(yè)培訓的精神科醫(yī)師（經過一致性檢驗，κ值為0.88），分別采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住院精神病人社會功能量表（SSPI）、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74（成人用）（GQOLI-74）入組時對40例康復者進行評分并記錄數據，在其入住“康復者之家”并經6個月的開放式康復訓練后，再次由同一組精神科醫(yī)師對其進行評分，并記錄數據，將2次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2.2 “康復者之家”的設立 我院把“康復者之家”設立于醫(yī)院外的社區(qū)當中，室內陳設全部按照家庭模式設計，同時根據自身條件開設不同職業(yè)康復活動。每個“康復者之家”由醫(yī)院安排醫(yī)護人員及志愿者負責照顧、指導康復者的生活、開展康復活動。有專人管理藥品，由我院的精神科醫(yī)生每周訪視1次，觀察病情、指導用藥，由已康復的患者及家屬或社會愛心人士組成志愿者隊伍負責照料康復者的生活，工作人員與康復者生活在一起。
1.2.3 康復訓練方法 40例康復者維持原有藥物治療不變，輔助以系統性的康復訓練。①日常生活訓練：合理安排作息時間，著重于康復者的個人衛(wèi)生、培養(yǎng)生活自理能力，建立起家庭觀念，培養(yǎng)康復者家庭責任感。②文化娛樂生活訓練：將文體療、娛療融于康復訓練之中，增加康復者的生活樂趣。定期組織康復者游園、商店購物等活動。建立起家庭觀念，訓練康復者養(yǎng)成講究衛(wèi)生的良好習慣和正常生活，培養(yǎng)康復者家庭責任感。③職業(yè)康復訓練：“康復者之家”根據自身條件及所在社區(qū)資源開設小超市、一次性筷子包裝、洗車、一次性尿墊加工的職業(yè)康復活動，工作時間為每日6 h，根據工作完成情況及工作量給予康復者一定的獎金，定期總結，調整康復計劃。④心理技能訓練：由心理醫(yī)生全面評估患者的病情，并確定存在的問題，制訂個性化的心理功能訓練。采用角色扮演、游戲活動、社會實踐等方法對患者進行每天不少于1 h的心理技能訓練，并根據患者的病情情況不斷調整訓練內容。
1.3 評定工具
1.3.1 評定工具1 采用PANSS用于評定精神癥狀的有無及各項癥狀的嚴重程度，分為陽性、陰性、一般精神病理和總分4個分量表，按精神病理水平遞增的7級評分，分數越高精神癥狀越嚴重[5]。
1.3.2 評定工具2 用SSPI評定社會功能。SSPI為周朝當等[6]于2002年為適應康復工作需要而編制，并于2003年加以修訂而成。共有12個條目，按0～4五級評分，0分為該項功能缺乏，1分為需要花人力協助完成該項功能，2分為該項功能存在，但需監(jiān)督才能完成，3分為能自行完成該項功能，但積極性和主動性較差，4分為該項功能始終能保持良好。分3個因子：因子Ⅰ：日常生活能力（含條目1～3）：反映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得分越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恢復越好；因子Ⅱ：動作和交往情況（含條目4～8）：反映患者的正?；顒幽芰徒煌闆r，得分越高患者正?；顒幽芰υ綇?、交往狀況越良好；因子Ⅲ：社會性活動技能（含條目9～12）：反映患者與社會活動有關的一些技能，得分越高患者的社會活動技能也完好[4]。社會功能缺陷分級：
1.3.3 評定工具3 用GQOLI-74來評定患者的生活質量，共有74個條目，分別從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物質生活4個維度來評定，采用5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好[7]。
1.4 統計學方法
對數據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PANSS評分比較
康復6個月后，PANSS量表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及總分均顯著低于入組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SSPI評分比較
40例康復者在康復訓練6個月后日程生活能力、動作和交往情況、社會性活動技能3個方面均較入組時有明顯的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GQOLI-74評分比較
40例康復者在進行開放式康復訓練6個月后軀體功能維度、心理功能維度、社會功能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上均較入組時有明顯的提高和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 討論
急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經過系統的治療后，大多數患者急性期精神癥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獲得滿意的療效，但是亦有不少患者因為個人的服藥依從性、社會、家庭的原因及疾病本身的特點，病情往往會遷延不愈，逐漸發(fā)展為慢性精神分裂癥，并且病情往往多次反復，患者的認知功能、情感交流、意志活動都具有明顯的社會不適應性，表現為缺乏主動性、記憶力減退、情感淡漠、行為退縮等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特征，社會功能部分或者全部喪失[8-9]，并且多數患者不能出院，長期生活在精神病院的封閉的環(huán)境里，患者的活動范圍局限在病房內，不得隨意外出，患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常有嚴重的病恥感、緊張、恐懼、孤獨、被歧視的感覺，心理和社會需要得不到滿足，進一步加重患者社會功能的衰退，不利于病情的恢復，嚴重影響其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10]。研究認為，封閉式管理越來越加重患者的退縮、生活懶散、情感淡漠等陰性癥狀，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復[11]。目前國內有許多醫(yī)院建立了過渡機構，毛志群等[12]研究認為經過中途宿舍的系統康復訓練，有利于患者的精神疾病的恢復，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郭細先等[13]研究認為就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情控制和生活質量改善而言，間斷住院結合家庭治療模式比連續(xù)住院模式更具優(yōu)越性。陳貽華等[14]研究認為社區(qū)康復與患者長期住院對比，社區(qū)康復可以使患者盡快恢復社會功能，回歸社會或家庭，提高患者及家屬的生活質量。
本研究借鑒意大利UFE組織（家屬-康復者專家）的由康復者及家屬作為志愿者照料康復者在社區(qū)進行開放式康復訓練的模式。以軀體、心理、社會工作等多個角度為出發(fā)點，建立了真正在社區(qū)中的“康復者之家”，借助醫(yī)院的專業(yè)醫(yī)療資源，開辦集居住、生活、康復、工作4維一體的意大利模式的社區(qū)康復機構――“康復者之家”，無論從康復者之家的選址、布局、功能都盡可能地融入社區(qū)，在生活、工作、勞動過程中，通過和志愿者的交流和溝通，和周圍社區(qū)的人員、環(huán)境的接觸和交往，促進了正常的情感反映和對周圍環(huán)境的融入，增強了康復者的集體榮譽感及現實生活中的競爭意識，通過對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場景的模擬和實踐，有力地加強了康復的治療效果，對患者的退縮、抑郁、社會技能的減退、日常生活能力的衰退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15-16]，在實踐中得到了提高和鍛煉，彌補了目前現有許多機構的不足，真正讓患者融入社會，同時引進志愿者和患者一起生活，改變了我國精神病院一直封閉式的管理和康復模式，有利于患者各方面的盡快康復，提高了患者主觀的生活質量，改善了患者的社會功能，為患者出院后盡快融入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患者盡早回歸社會創(chuàng)造了條件。
本研究中通過6個月的開放式社區(qū)康復訓練模式的康復治療。在PANSS量表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及總分均顯著低于入組前（P < 0.05），SSPI量表在日程生活能力、動作和交往情況、社會性活動技能3個因子方面都有明顯高于入組前（P < 0.05），GQOLI-74量表在軀體功能維度、心理功能維度、社會功能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上均有明顯的提高和改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都提示通過高度接近于社會的“康復者之家”開放式康復訓練，明顯緩解了患者的精神癥狀，提高了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尤其是陰性癥狀和社會技能方面的改善尤為明顯。
總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經過入住“康復者之家”的社區(qū)開放式康復訓練治療后，患者的精神病性癥狀得到了明顯的緩解，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社會功能、生活質量和社會適應能力，對于患者的全面康復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適合在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治療中推廣，但是時間還較短，病例較少，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Daniela S，Martin B，Jaspen E，et al. The illness and everyday living：close interplay of psychopathological syndromes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 [J].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11，261：85-93.
[2] David L，Roberts，David L，et al. Social cognition and interaction training（SCIT）for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 preliminary study [J]. Psychiatry Research，2009，166：141-147.
[3] 劉振英.開放式管理模式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3）：337-338.
[4] 王妙妙，周玉英，丁皎，等.開放式管理及社會技能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療效[J].中國康復，2012，（3）：232-234.
[5]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wèi)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1999：267-277.
[6] 周朝當，賈淑春，普建國.自編住院精神病人《社會功能評定量表》：信度、效度的初步檢驗[J].四川精神衛(wèi)生，2004，17（3）：144-146.
[7] 李凌江，楊德森，周亮，等.世界衛(wèi)生組織生活質量問卷在中國應用的信度及效度研究[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3， 36（3）：143-147.
[8] 曾俊，唐瓊蘭.病房管理模式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臨床精神醫(yī)學雜志，2009，19（4）：249.
[9] 楊雀屏，周德祥，朱建忠，等.社區(qū)技能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認知功能的影響[J].中國康復雜志，2011，26（1）：76-78.
[10] 劉月芬，郭金剛，李全兵，等.工娛治療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1，19（9）：1045-1046.
[11] 宋亞軍，張保利，李陽，等.住院精神病人社會功能評定量表在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的應用[J].中國康復，2013，28（4）：316-317.
[12] 毛志群，李達，張國富，等.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入住中途過度宿舍行系統康復治療效果觀察[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9）：1286-1288.
[13] 郭細先，徐莉，陳連洲，等.住院方式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2013， 19（6）：580-582.
[14] 陳貽華，林振東，歐陽曉青，等.精神分裂癥患者長期住院與社區(qū)康復治療對照研究[J].中國康復醫(yī)學雜志，2009，24（3）：263-264.
[15] 張桂華，曾麗蘋，趙祖安.院內綜合康復治療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醫(yī)藥導報，2011， 8（6）：162-164.
（復旦大學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433）
摘要：從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現實出發(fā)，本文首先從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和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5方面建立了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然后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法建立了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模型，對比分析了各醫(yī)學院校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效果，為現階段高校和用人企業(yè)對學生綜合能力測評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 ：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主成分聚類分析；評價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23-0173-04
作者簡介：楊東欣（1993-），男，河南鄭州人，復旦大學本科在讀，主要研究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社會學方向。
0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進步和發(fā)展，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自2001年以來，教育部批準開設的心理學專業(yè)的醫(yī)學院校已有32所。目前，我國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大多由師范院校和綜合類院校設置的應用心理學承擔。然而，培養(yǎng)出來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對病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知識掌握不夠全面，不能很好地勝任臨床心理學職業(yè)的技能需要，人才的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較低，各個院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質量也參差不齊，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因此，如何針對各高校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以更好地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對高質量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成為各高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和社會臨床心理學領域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目前許多專家學者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王艷郁等[1]比較了國內外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目標定位的差別，依據布爾達模式，提出了高等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目標方案；姚萍等[2]介紹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培養(yǎng)模式，針對國內培訓的現狀，從兩個方面總結了在國內進行臨床心理學系統培訓的相關建議；劉軍等[3]調查了臨床心理學研究生進行精神科實踐學習的培訓效果，得出精神科實習培訓能夠提高臨床心理學研究生對臨床心理實踐的勝任力；胡麗萍[4]分析了應用心理學專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現狀與存在的問題，以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為對象，為社會轉型期應用心理學專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提出相應改進措施；吉峰等[5]分析比較了我國開設應用心理學專業(yè)的5所師范院校和5所醫(yī)學院校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側重點，針對這些高校人才培養(yǎng)目前的現狀和問題，提出了應用心理學專業(yè)3+2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應對策略。
綜上所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模式、應用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很少對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相應的評價，且提出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忽略了人才的社會需求與實際培養(yǎng)質量的緊密結合。因此，本文在建立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聚類分析，對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分類測評，明確其優(yōu)勢和差距，為醫(yī)學院校針對自身特點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yǎng)方案提供合理的依據。
1 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模型構建
1.1 評價指標體系確定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fā)展，社會急需品德優(yōu)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與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高校要不斷提高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從而適應社會的發(fā)展。同時，現代社會要培養(yǎng)的人才除了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道德修養(yǎng)等，還須具備扎實的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
根據以上分析，人才培養(yǎng)目標主要分為素質目標和能力目標兩個層面，素質目標反映了一個人才的內在修養(yǎng)，包括個人的心理素質、道德素質等；能力目標則反映了一個人與社會互動、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能力，即人才的社會價值，包括個人的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等。因此，本文從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出發(fā)，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素質從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5個方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再根據對文獻的研究和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的特點出發(fā)，確定這5個方面的三級指標[6]。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 評價模型構建
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是為了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對所考慮的眾多變量，通過線性組合剔除其相關性或重合性，取出少數互相無關的變量，即主成分使它們反映原始數據的總體特征，并按照主成分得分對樣本排序，再以這些綜合變量作為聚類分析的新的數值數據，對樣本分類排名[7]。因此，本文利用已構建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綜合運用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建立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模型，具體步驟如下：
1.2.1 數據標準化處理
首先，根據各個醫(yī)學院校的m個主成分得分，把人才培養(yǎng)質量處于相近水平的歸為一類，人才培養(yǎng)質量相差較大的醫(yī)學院校歸于不同的類別；其次，計算各個類中主成分的平均得分，依據各類間得分高低進行類間排序；最后，根據主成分的得分對各類中醫(yī)學院校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排序，與類間的排序綜合分析之后進行新的排序，得出聚類分析結果。
1.2.7 綜合評價
綜合分析評價函數F和聚類分析的結果后，對各個醫(y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綜合排序，以評價各醫(yī)學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優(yōu)勢與不足以及學校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為其提供相應的改進措施。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收集及處理
本文針對各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不高的現象，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對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所提出的客觀要求，設計發(fā)放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調查問卷[11]，整個過程符合調查抽樣隨機性的原則，問卷的發(fā)放對象主要是有臨床心理學專業(yè)的醫(yī)學院校，因為社會中臨床心理學專業(yè)的人才大部分源自這些高校，調查的結果更能反映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真實情況。各個指標的滿分為10分，樣本的指標數據見表2。
2.2 模型求解
首先把選取的12項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導入spss19.0中進行數據的標準化處理，由此得到各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累計方差貢獻率和成分矩陣，具體見表3-表5。
從表3中可以看出，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指標間的相關性較大，需要先消除不同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或重復性。通過計算得出各個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積方差貢獻率，第一成分到第四成分的特征值分別為6.583、2.829和1.033，均大于1，并且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87.039%，可見這3個成分包含的信息量占原始數據信息量的87.039%，可以反應原始數據的大量信息，提取這3個主成分比較合適[12]。因此，本文選取前3個成分作為評價各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主成分指標。
根據表4和5，把主成分對應的特征根開方，用主成分系數矩陣中每列的系數矩陣和其相除得到的相應數據代入公式（3），得到主成分的表達式：
根據以上主成分表達式和綜合得分的表達式，計算出10個醫(yī)學院校的各個主成分得分和綜合得分，并按得分高低進行排序，見表6。
從表6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實踐應用能力方面的信息，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知識能力方面的信息，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方面的信息。
最后，用SPSS 19.0對3個主成分做聚類分析[13]，聚類的樹狀圖如圖1所示。由此可知，聚類的結果為{6、7}，{1、3、4、5、8}，{2、9、10}三類。再根據各個類別中主成分的得分進行排序，得到如下結果：{9、10、2、6、7、8、3、4、1、5}。
2.3 實證結果分析
①第一類{9、10、2}，其主成分平均得分14.2547，分析表明這些醫(yī)學院校培養(yǎng)目標明確，能夠針對自身特點對臨床心理學專業(yè)課程進行科學合理的設置，同時注重學生專業(yè)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臨床心理學專業(yè)見習、實習和社會實踐工作做的比較充分，使得這些醫(yī)學院校在人才培養(yǎng)的知識結構、應用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和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方面的評價都是比較高的，能為臨床醫(yī)學、科學研究、心理咨詢服務以及心理學教學等領域提供綜合素質比較高的臨床心理學人才。
②第二類{6、7}，其主成分平均得分8.5471，分析表明這些醫(yī)學院校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偏向于培養(yǎng)臨床心理學專業(yè)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大力開展實驗等實踐教學，同時與心理咨詢中心、附屬學校以及當地的一些企事業(yè)單位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為學生提供了必要的實習場所，使學生能夠較好的勝任臨床心理學領域的職業(yè)需要，但是基礎理論知識掌握的相對薄弱。因此這些醫(yī)學院校在培養(yǎng)學生應用能力的同時，應加強對學生相關基礎理論知識的培養(yǎng)。
③第三類{8、3、4、1、5}，其主成分平均得分4.1791，分析表明這些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定位模糊，沒有形成自己的培養(yǎng)特色，課程體系設置不夠合理，且忽略了對臨床心理學專業(yè)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yǎng)。因此這些醫(yī)學院校應明確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和方向，完善課程體系，在加強學生基礎知識培養(yǎng)的同時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和實習場所，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以此提高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總體質量。
3 結論
本文提出了基于主成分聚類分析的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模型。從實際評價結果來看，本文的評價模型綜合了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的優(yōu)點，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得到的綜合排名比單獨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排名更加科學化、合理化。通過主成分分析降維，公共因子的提取、綜合因子得分的計算等使得評價更加全面、客觀。同時通過聚類分析，將各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歸類，便于針對性采取措施，加強人才能力的培養(yǎng)。所得出的結論簡單直觀地反映了不同醫(y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存在差異，有利于對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進行客觀的評價，為各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
參考文獻：
[1]王艷郁，孫宏偉，程樂森，等. “布爾達模式”在高等醫(y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中的應用——“一二四八”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yǎng)目標釋義[J].中國高等醫(yī)學教育，2013，02：38-39.
[2]姚萍.關于中國臨床心理學系統培訓的探討[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0，03：385-389，384.
[3]劉軍，丁欣放，錢銘怡，等.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精神科見習培訓效果的調查[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2013，05：350-356.
[4]胡麗萍.社會轉型期本科應用心理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模式研究[J].教育與職業(yè)，2012，27：105-106.
[5]吉峰，李淑玲，李雪梅，等.醫(yī)學院校應用心理學專業(yè)3+2人才培養(yǎng)模式構想[J].中國高等醫(yī)學教育，2011，10：13-14.
[6]石華敏.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養(yǎng)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研究[D].哈爾濱理工大學，2013.
[7]汪雅霜，矯怡程.“985工程”大學質量工程實施成效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的實證研究[J].教育學術月刊，2013，04：29-32.
[8]何悅，李岱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廣東省創(chuàng)新型科技人才發(fā)展影響因素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07：135-138，143.
[9]李秀樓，程霓虹，陳英等.運用主成分聚類方法評估綜合醫(yī)院臨床科主任能力[J].中國衛(wèi)生統計，2012，02：249-250，253.
[10]遲國泰，曹婷婷，張昆.基于相關-主成分分析的人的全面發(fā)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2，01：111-119.
[11]劉鵬，王金鳳.基于FA&CA的高校管理科學與工程類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質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02：62-65.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 遵醫(yī)行為； 電話隨訪
中圖分類號 R74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4）26-0148-02
精神分裂癥是由一組癥狀群所組成的臨床綜合征，致病因素復雜，目前對其病因的認識尚不明確。該疾病患病率、復發(fā)率、致殘率均較高，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質量?？咕癫∷幬镏委熓蔷穹至寻Y首選的治療措施，癥狀基本消失后尚需較長時間的藥物維持治療，以防復發(fā)。因此，患者對維持治療的依從性是保證治療效果、降低復發(fā)率的關鍵。但多數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因各種原因對治療的依從性逐漸降低，直接影響治療效果及康復。因而，如何提高患者院外治療的遵醫(yī)行為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有文獻報道，定期電話隨訪干預是院外定期康復指導的較好方式，有利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保持病情穩(wěn)定，減少復發(fā)，提高患者生活質量[1-3]。本研究對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定期電話隨訪，對患者的遵醫(yī)行為進行調查分析，并與非電話隨訪作對比，以探討電話隨訪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遵醫(yī)行為的影響，現總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6月-2013年3月出院的18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無合并腦器質性疾病和軀體疾病，無合并其他精神障礙。其中男105例，女75例，年齡18～66歲，平均（41.6±12.5）歲，病程0.5～15個月，平均4.5個月。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90例。觀察組男53例，女37例，年齡18～65歲，平均（41.2±12.1）歲；對照組男52例，女38例，年齡18～66歲，平均（42.2±12.8）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參與本研究的患者或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1.2 方法
1.2.1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常規(guī)給予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出院前接受院外指導，觀察組進一步接受定期電話隨訪，隨訪時間為1年。
1.2.2 電話隨訪 （1）對回訪護士的要求：要求為主管護師以上，臨床經驗及專科理論知識豐富，溝通技巧和表達能力較好，對患者情況熟悉。（2）建立患者健康回訪檔案：建立規(guī)范的出院患者電話回訪登記本，內容有患者姓名、性別、年齡、診斷、住院期間治療情況、出院時間、家庭住址、聯系電話、回訪日期及方式、反饋意見、患者家屬提出的建議及問題、回訪者。（3）隨訪時間：患者于出院后兩周進行電話隨訪1次，之后每月電話隨訪1次。（4）隨訪內容：隨訪前應熟悉患者的個人情況，隨訪時了解患者的精神癥狀、病情變化、服藥情況、飲食、睡眠、情緒控制、社會活動參加情況等。講解疾病康復期的病情特點及預防復發(fā)的相關知識；針對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合理的指導，對存在心理問題的患者進行有效的心理疏導，強調藥物治療的重要性，囑患者常規(guī)服藥，定期復診，指導患者積極參加社會活動。解答患者及家屬提出的各種疑問。
1.3 觀察指標
于患者出院1年末，采用自行設計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遵醫(yī)行為調查表，進行電話問卷調查，分析患者的遵醫(yī)行為。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兩組患者遵醫(yī)行為比較詳見表1。隨訪1年末，觀察組患者在按時服藥、定期復診、作息規(guī)律、情緒控制、合理飲食、社會實踐方面均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好發(fā)于青壯年，呈緩慢或亞急性起病，病程一般遷延，呈反復發(fā)作、加重或惡化，部分患者最終出現衰退和精神殘疾，心理、生理功能和社會功能嚴重受損，給家庭及社會帶來極其沉重的負擔?？咕穹至寻Y藥物治療是精神分裂癥的有效治療方式，能控制病情，但需長期藥物維持治療，方可提高臨床療效，有效預防疾病復發(fā)，從而提高生活質量。住院治療期間，患者接受治療的依從性較高，但出院后維持治療的依從性逐漸降低，使得患者的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復發(fā)率升高。研究顯示，不遵醫(yī)行為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復發(fā)相關[4]。有文獻報道，患者的不遵醫(yī)行為使精神分裂癥復發(fā)住院高達62%[5]。提高院外治療遵醫(yī)行為是減少疾病復發(fā)的一個容易忽視的重點和難點[6]。因此，提高出院患者治療的依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電話隨訪工作逐漸成為臨床工作的重要內容，在改善患者治療依從性方面發(fā)揮著巨大作用[7-8]。
電話隨訪是一種開放式、延伸式的健康教育形式，是醫(yī)院護理工作的延續(xù)，可保證治療的連續(xù)性和規(guī)范性，從而保證治療效果。精神分裂癥患者出院后仍需長時間藥物維持治療，通過電話隨訪能了解出院患者是否按時服藥，提醒患者遵醫(yī)囑按規(guī)律、按量服藥，避免因藥物劑量不足導致治療效果不理想，或劑量過大產生毒副作用，甚至危及生命。電話隨訪能夠幫助患者認識到疾病的特點，分析自身疾病，以及維持用藥治療的重要性，強化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家屬宣教維持治療的重要性是促使患者維持治療的重要環(huán)節(jié)[9]。解答患者提出的疑問，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健康教育，部分患者及家屬缺乏對疾病的認識，不了解疾病的特點、癥狀及轉歸，健康教育對患者及家屬尤為重要，能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健康知識知曉程度[10-11]。電話隨訪能指導患者觀察服藥過程中出現的不良反應，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精神分裂癥患者缺乏正常的心理應對能力，思想壓力大，同時存在恐懼感，擔心藥物會對身體健康及生理功能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對藥物治療喪失信心，針對此現象，電話隨訪可給予患者針對性的心理疏導，消除患者疑慮、消極、悲觀情緒，指導其觀察不良反應及應對措施，使其端正態(tài)度，以良好的心態(tài)正確對待疾病，增強戰(zhàn)勝疾病信心，提高治療依從性。
遵醫(yī)行為是指患者求醫(yī)后其行為和臨床醫(yī)囑的符合程度，為遵循醫(yī)囑的行為活動。而精神分裂癥患者遵醫(yī)行為程度的高低，可直接影響其治療效果及預后。為進一步探討電話隨訪對遵醫(yī)行為的影響，筆者所在醫(yī)院對出院的18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調查分析，觀察組接受定期電話隨訪，對照組不接受電話隨訪，隨訪1年末，結果發(fā)現，觀察組患者在按時服藥、定期復診、作息規(guī)律、情緒控制、合理飲食、社會實踐方面均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電話隨訪是一種便捷有效的溝通手段，能為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提供良好的人性化服務，使患者及家屬正確認識精神分裂癥及維持治療的重要性，能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遵醫(yī)行為，保證了臨床療效，降低了疾病復發(fā)率，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促進其早日康復。
參考文獻
[1]程素白，喬玲娟.電話隨訪式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復發(fā)率的影響[J].按摩與康復醫(yī)學，2011，6（54）：212-213.
[2]顧桂英，曾德志，樊學文，等.定期電話隨訪對精神分裂癥復發(fā)的預防作用[J].實用預防醫(yī)學，2013，20（2）：206-209.
[3]孔蓮娥，陳艾華.電話回訪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的影響[J].護理實踐與研究，2008，5（6）：87-88.
[4]宓為峰，鄒連勇，李梓萌，等.精神分裂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及復況的調查[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2，45（1）：25-28.
[5]張達平.精神病分裂癥患者不遵醫(yī)行為原因分析及對策[J].醫(yī)學信息，2008，21（6）：928-930.
[6]程燕，余兵，潘淑芳.精神分裂癥院外治療遵醫(yī)行為的調查[J].農墾醫(yī)學，2008，30（4）：303-305.
[7]周昭君，史水紅，張招琴，等.對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電話隨訪的依從性效果分析[J].護理與康復，2008，7（6）：412-413.
[8]楊瑞華，王素紅，邱玉華.電話隨訪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院外治療依從性的影響[J].中國民康醫(yī)學，2011，23（11）：1378-1379.
[9]陳炳英，嚴春娟，姚永新.影響院外精神分裂癥患者維持藥物治療的認知因素分析[J].護理研究，2003，17（8）：964-965.
[10]張敏，江志萍.健康教育路徑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遵醫(yī)行為的影響[J].上海精神醫(yī)學，2010，22（3）：151-153.
[11]王繼紅，宋新勤，李瑩，等.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遵醫(yī)行為改善的調查[J].中國實用醫(yī)藥，2010，5（21）：246-247.
[12]吳金花，謝素芳.精神分裂癥患者不遵醫(yī)行為的護理干預[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8，8（23）：5695-5696.
[13]張獻強，林海程，譚文艷，等.電話隨訪和家屬資源中心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影響[J].廣東醫(yī)學，2012，33（16）：2432-2433
[14]林連英.藥物管理技能訓練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的影響[J].中國醫(yī)學創(chuàng)新，2013，10（2）：86-87.
[15]馬靈亞，吳桂紅，陳利軍.家庭支持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院外遵醫(yī)行為影響的調查與分析[J].護理與康復，2009，8（9）：734-735.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xù)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fā)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huán)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fā)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tài)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fā)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fā)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xù)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xù)呈活躍狀態(tài)，沈寶環(huán)、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fā)”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xù)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xù)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fā)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tài)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guī)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yè)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c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fā)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tài)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huán)節(jié)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fā)揮兩門學科優(yōu)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yè)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guī)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yè)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guī)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梢钥闯?，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guī)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梢哉f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fā)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guī)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yè)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yè)哲學和圖書館業(yè)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圖書館學研究規(guī)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qū)別。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yè)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梢?，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qū)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磥磉@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德]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15，30，37，45，56張廣欽.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圖書情報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臺灣：圖書與資訊學刊，1996（8）
4沈寶環(huán).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圖書館論壇，1996（1）
5，21，31，38，51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情報工作，2001（10）
6蔣永福.試論三種哲學形態(tài)的圖書館——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黑龍江圖書館，1990（1）
7劉迅.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情報科學，1982（1）
8，47劉烈.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四川圖書館學報，1995（1）
9陳一陽.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廣東社會科學，1985（2）
10，48陳一陽.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廣東圖書館學刊，1988（1）
11莊義遜.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見：吳慰慈，邵巍.圖書館學概論教學參考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12[美]J·H·謝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譯.圖書館哲學.大學圖書館通訊，1987（4）
13賴鼎銘.圖書館學的哲學.臺北：文華出版社，1993
14，29，54何長青.圖書館哲學論綱.四川圖書館學報，1994（4）
16，43，52周文駿.編后——我們研究些什么？見：周文駿，倪波.圖書館學研究論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17黃宗忠.淺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與發(fā)展趨勢.圖書館雜志，1999（1）
18，39，44周慶山.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圖書情報工作，1997（11）
19，55呂斌，李國秋.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圖書與情報，1997（1）
20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散思.圖書情報工作，1998（9）
22胡先嬡.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圖書館學研究，1998（2）
23李明華.大眾圖書館哲學探討.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25（2）
24，28，42劉君，易長蕓.關于圖書館哲學兩個問題的探討.圖書情報工作，2000（7）
25，32鄭全太，孫淑文.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圖書情報工作，1998（9）
26，34，41，46鄭全太，石友榮.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圖書館，2001（5）
27，57馬恒通.圖書館學哲學論綱.大學圖書館學報，1998（4）
33，40鄭全太.圖書館哲學的實踐意識探析.圖書館建設，2000（5）
35王梅，李蕓.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圖書館建設，2001（4）
36蔣永福.圖書館學也是一種人學——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三.黑龍江圖書館，1991（6）
49何長青.“文獻”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邏輯起點.圖書館雜志，1992（3）
50蔣永福.圖書館學的三個研究范疇——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二.黑龍江圖書館，1990（6）
53高錦雪.圖書館哲學之研究.臺北：書棚出版社，1995
58鄭全太.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情報工作，1998（4）
59鄭全太.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圖書館建設，1999（2）
60武三琳，金高尚.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圖書情報工作，1997（11）
61李明杰.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9（4）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xù)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fā)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huán)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fā)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tài)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fā)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fā)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xù)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xù)呈活躍狀態(tài)，沈寶環(huán)、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fā)”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xù)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xù)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fā)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
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tài)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guī)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yè)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c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fā)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
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tài)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huán)節(jié)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fā)揮兩門學科優(yōu)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yè)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guī)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yè)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guī)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梢钥闯觯壳叭藗儗D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guī)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
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梢哉f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fā)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guī)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yè)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yè)哲學和圖書館業(yè)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圖書館學研究規(guī)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qū)別。部門哲學、
專業(yè)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yè)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梢?，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qū)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磥磉@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德]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15，30，37，45，56張廣欽.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圖書情報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臺灣：圖書與資訊學刊，1996（8）
4沈寶環(huán).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圖書館論壇，1996（1）
5，21，31，38，51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情報工作，2001（10）
6蔣永福.試論三種哲學形態(tài)的圖書館——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黑龍江圖書館，1990（1）
7劉迅.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情報科學，1982（1）
8，47劉烈.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四川圖書館學報，1995（1）
9陳一陽.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廣東社會科學，1985（2）
10，
48陳一陽.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廣東圖書館學刊，1988（1）
11莊義遜.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見：吳慰慈，邵巍.圖書館學概論教學參考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12[美]J·H·謝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譯.圖書館哲學.大學圖書館通訊，1987（4）
13賴鼎銘.圖書館學的哲學.臺北：文華出版社，1993
14，29，54何長青.圖書館哲學論綱.四川圖書館學報，1994（4）
16，43，52周文駿.編后——我們研究些什么？見：周文駿，倪波.圖書館學研究論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17黃宗忠.淺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與發(fā)展趨勢.圖書館雜志，1999（1）
18，39，44周慶山.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圖書情報工作，1997（11）
19，55呂斌，李國秋.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圖書與情報，1997（1）
20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散思.圖書情報工作，1998（9）
22胡先嬡.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圖書館學研究，1998（2）
23李明華.大眾圖書館哲學探討.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25（2）
【摘 要 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xù)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 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fā)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 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huán)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fā)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tài)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 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fā)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fā)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xù)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xù)呈活躍狀態(tài)，沈寶環(huán)、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fā)”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xù)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xù)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fā)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tài)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guī)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yè)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brary 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c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fā)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
3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tài)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huán)節(jié)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fā)揮兩門學科優(yōu)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yè)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guī)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梢?，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yè)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guī)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guī)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福可以說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guī)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fā)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guī)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yè)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yè)哲學和圖書館業(yè)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fā)展規(guī)律、圖書館學研究規(guī)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 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qū)別。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yè)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梢?，部門哲學、專業(yè)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yè)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qū)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磥磉@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 [德]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15，30，37，45，56 張廣欽.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圖書情報工作，2000（5）
3 胡述兆.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臺灣：圖書與資訊學刊，1996（8）
4 沈寶環(huán).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圖書館論壇，1996（1）
5，21，31，38，51 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情報工作，20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