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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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門既不同于自然科學也不同于社會科學的學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對象，它雖然與哲學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質即它自身的超越卻與哲學無異。正是這種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從而為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的比較提供一個共同的研究平臺，歷史的自身、歷史的重寫、歷史研究、對重寫歷史與研究歷史的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質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構，它暗示了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存在的共同基礎，歷史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所達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學帶到了一種互補的境界。
一、歷史與哲學
歷史總是多重意義的：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成為了現在的歷史事實——這首先是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的歷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遺跡和史料中的歷史，再就是由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這就是一般意義的被表達的歷史，最后是有關歷史理論包括關于歷史研究，史學觀點和方法、關于歷史的哲學思想等等，但這一切最終也是都是歷史即人類自身的歷史。
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過去的存在比現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學上更加困難，比如海德格爾(1889-1976)對存在與時間的描述就給讀者一種夢境中的掙扎般的印象，但是，雖然時間意義的存在問題如此困難，但至少現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卻是確實的，笛卡兒（1596-1650）說：“我思故我在?！爆F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覺，或者說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覺而被證實，這句話是人類理性的自我意識最終從朦朧時代掙脫的句號，也是人類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覺自身開始的問號，它宣告了人類從歷史的覺醒進入到了思想自覺的時代。
對于歷史來說，這意味著歷史的真正意義不能離開歷史的時間性本質，但是過去總是以被表達的重寫方式成為有意義的歷史，因此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相信有兩種歷史，基于時間的過去的歷史即歷史的存在和基于表達的歷史即被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或稱之為現在中的歷史，他們留下了過去的存在問題去折磨哲學家們,但是他們并不能逃脫歷史哲學，因為基于時間的歷史最終包括了現在，人們無法區(qū)別存在在歷史時間之中的現在與在現在之中的歷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在現實思想中的歷史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就是歷史的反思或反思的歷史，這種歷史存在的超越同時性是歷史和歷史哲學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類的歷史從不自覺的自身開始經過歷史表達的自覺而趨向自覺的歷史哲學，這正是人類自覺的一個組成部份，歷史的特殊性正在這里，它即是歷史的自身，同時又是歷史的表達與反思，一方面，作為歷史與歷史的反思，它們在時間上具有同時性意義，即歷史與歷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為被表達的歷史與對被表達的歷史的反思，它們總是以相同的表達的方式實現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構性，歷史的自身是這樣，歷史的反思也是這樣，因此歷史和歷史的反思在同一中進行，在同構中重演，人們總是反復地重新理解、思考歷史。或許有無數的具體的歷史，有千百萬歷史學中的歷史，但無論是時間意義的過去的歷史還是表達或被表達的歷史的過去，它們具有終級的一致性，否則就沒有歷史?！@也是一種歷史觀，也是一種哲學，即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主要是關于對歷史的本質的認識和對歷史學的反思，它同樣基于兩個層次水平，第一是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或作為部份的整體而研究它的原因趨勢，簡單地說；歷史為什么？它是歷史哲學中的歷史本體論，與以往的用某種觀念來解釋歷史的哲學思想不同，現代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企圖從歷史的自身尋找答案而形成某種歷史理論，即思辯的歷史哲學。第二是把對歷史的研究、重寫、解釋的本身的觀點和方法看作為歷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歷史唯一有決定意義的部份，它實際上企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歷史是什么？這時它就成為了歷史哲學中的歷史認識論，即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不等同于哲學，富有歷史精神的中國哲學也不等同于歷史哲學或者有一種中國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從歷史表達和對歷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國思想是歷史自身的抽象與本質（參見“論中國思想”），因此歷史哲學是超越于歷史的史學理論，而中國思想是源于歷史本質的中國哲學，正是歷史自身本質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國思想成為與西方傳統哲學相對照的哲學思想。雖然中國與西方的歷史與史觀千差萬別，它們在歷史反思的意義上卻是相同的，即歷史的反思與反思的歷史的互補一致性，歷史哲學所提供的思想不僅僅是歷史的，也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同時又是哲學的，這也正是歷史多重性的本義。
二、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西方的歷史發(fā)端于古希臘的英雄史詩，雖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這些史詩有一定的事實的真實性，但那不看作嚴格的歷史，這不僅僅是因為其中混合著大量的神話因素和藝術的想象，而是因為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貫穿于整個歷史中的真實性即歷史時間意義上的因果性。歷史的真實在最終的意義上基于時間，這不僅僅是指編年史中的時間，而是隱藏在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背后的歷史的必然性，如果沒有這種必然性，歷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的一個可怕的直接推論就是現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將失去意義，這個推論至少與現在是真實的事實相悖，如果我們承認現在的真實即是歷史的必然的話，歷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質。但歷史自身總是隱藏在繽紛繁復的偶然性之中，為了捕捉和認識到歷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歷史和歷史學家實際上一直在書寫著伴隨整個西方歷史的史外史。
古希臘的史詩就是英雄史詩，史詩中所表現的英雄的特質就是個性或個性化的人性，他們從自己的處境和環(huán)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為表現個性，但它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精神，因為英雄是從他人中區(qū)別自己，而社會承認和崇尚個性榮譽，這是一種隱藏在個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會的嚴肅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質的真正源頭，它一但產生，便不會湮滅，它因形式關系而永真，一方面，它體現為社會對個人的尊重，形成了社會意識和價值，另一方面，個性化與自我中心成為了社會文化的主流，不斷地追求自我，創(chuàng)造自我，但又不斷地失去自我，這就是西方文化的動力之源。盡管西方文化在歷史上續(xù)滅交替，但西方文化卻在形式關系中新陳代謝，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會形態(tài)和主流文化，甚至對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從史詩中的英雄、中世紀的貴族與騎士、資本創(chuàng)業(yè)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體中明星，這不是在時間中的延續(xù)，而是形式的同構更新。
這種形式同構的另一種表現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環(huán)境是人類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動與發(fā)展的物質基礎，這樣也就成為了對立于自然的個性人性的表現的舞臺，在西方文化中人與自然的奮斗主要地是為了展示積極的對立性的人性，即對自然的主動挑戰(zhàn)精神，這種人性植根于與肉體和物質環(huán)境的征服與爭奪，表現一種占有的欲望、沖動與冒險行為，在奪取物質與能量的奮斗中實現自我，比如希臘神話中尋找金羊毛的亞爾古船的英雄的遠航和荷馬史詩中奧德賽的長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滿了這種對自然的冒險和挑戰(zhàn)精神，正是在這種冒險經歷中才顯現個性的英雄，因此這種個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質，而是對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質表深刻地現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臘史詩中的英雄總是處在神的庇護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詩雖然是混合著神話的歷史的傳說，但正為它包含的這種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傳統的嚴肅意義，并且把這種傳統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質。
希臘的古典悲劇所反映的正是這這種文化精神，它們基于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最終是人與歷史的沖突，不是沖突在歷史中的生成與解決，而是沖突的再現，即沖突在歷史中的永恒性，這就意味著必然性的反面——不確定性，歷史的因果性被毀滅了，這就是歷史悲劇的最深刻的本質。悲劇主人公遭受的磨難，人性的弱點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與不幸，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沖突的必然，它表現為人物與事件的偶然性與浪漫性，從而使歷史首先以藝術形式出現，西方歷史天生地具有一種藝術素質，正來源于此，是歷史中的這種個性化的人性與沖突的反復再現而使歷史富有藝術的素質，它成為了西方歷史與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沖突的永恒性而成為歷史性，使歷史首先以藝術的形式而被表現，并將這種特質帶入了西方歷史`。
但是中國的歷史與此不同，中國歷史的時間性和必然性融化在歷史本身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歷史自身就體現為歷史內在的時間即歷史的連續(xù)性，這兒沒有對歷史的外在超越，幾乎沒有浪漫性因而也沒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國歷史起源上幾乎不存在超越于歷史自身過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詩，中國古代文化中即沒有系統的神話和神系，后來也沒有產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沒有成為宗教，正是因為它內在于歷史而不是超越于歷史之外，它沒有超越的神性本質?！白硬徽Z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個性的事物，亂是社會中的歷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們產生，也不會存有與它們的對立的關系，儒家文化缺乏個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這種二元化的對立關系，歷史的承續(xù)就是它的自身，它因歷史而延續(xù)，它的延期續(xù)也就是歷史，它賦予中國文化以一種源于歷史自身本質的大統一精神，它也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沉重的負面影響。歷史自身的連續(xù)性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歷史，也造就了與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國哲學即中國思想。
三、覺醒的歷史
如果說希臘神話和史詩不自覺地表現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臘的早期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覺地去表現這種精神，希臘人視荷馬為真實的英雄，因為他英雄式地表達了歷史，對神性不自覺的表達在早期希臘歷史中變?yōu)榱俗杂X的歷史表達，西方的歷史就是始于這種對歷史表達的自覺。希臘的早期歷史學家不是像中國古代史官一樣以自身方式參入了歷史，而是以對歷史的道德責任和自身的藝術氣質重寫歷史，對歷史的忠實的再記錄使歷史成為被表達的歷史，歷史的真實由歷史學家的表達的忠實保證，這種忠實是現在對過去的回憶，是一種真實的關系和關系的真實。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終于在中世紀再次成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歷史表達成為了神學的表達，人性變成了裸的神性，漫長的中世紀以神性的自覺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覺。文藝復興是個性的人性的再次復興，理性的啟蒙也是對歷史的再次自覺，它使歷史處于一種理性的全面審查的眼光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1694-1778)等同時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們?yōu)闅v史導入了哲學思想，在歷史、人性和社會的關系中尋求對歷史的理性解釋和再認識，但是哲學觀念隨之也被輸入了歷史，歷史成為了哲學觀念的表達，哲學與歷史哲學相互交織，幾乎是一同興滅。19世紀的史學借助于科學思想而成為一門真正的歷史學科，但是歷史與科學本質是不同的，當實證的史學以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處理歷史時，他們便把史跡和史料當成了歷史自身，歷史被分離和肢解，成了科學博物館中精確的歷史標本，在史學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時候，歷史哲學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覺醒而進入20世紀，一方面從對實證的史學方法的反省使歷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從歷史的本身中尋找歷史，但不是從具體的歷史中而是從整合的的歷史中尋找歷史的原因和動力，這就是思想辯的歷史哲學；別一方面，從對歷史的表達和研究的觀點、方法的自覺使歷史哲學進入分析的歷史哲學。西方的歷史就是從不自覺的表達到對歷史的自覺的表達，從歷史的表達到對歷史的研究，進而從對歷史的研究到對研究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從事件和人物到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最后成為不同文化形態(tài)的歷史，最終走向對對歷史表達的方法和觀點自身的自覺，即歷史表達和研究在自身本質上的反思，對歷史在思想上的自覺最終清楚地反映在20世紀的分析的歷史哲學中。
歷史事實，歷史的表達即重寫的歷史和對歷史表達所據有的觀點和方法的重新認識在分析意義上都要是對歷史的反思，這種反思總是企圖對歷史的各種表達形式、觀點和方法重新加以檢討，雖然現代歷史哲學家已經不再援引外在的觀念強加于歷史而是從歷史自身尋求歷史的原因，但是這種歷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歷史整合，歷史哲學家的一個功績就是從個別人、個別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態(tài)的歷史，這種史學的觀點和方法已經從完全是對過去歷史的表達轉變?yōu)樵跉v史哲學的整合方法下對歷史的分析，歷史在這些觀點和方法下具有形態(tài)的同構性，它們被稱之為歷史的同時性。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湯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歷史理論被稱為元歷史或思辯的歷史哲學，就是因為他們引入了這種整合的方法和相應的歷史概念，這是一種超歷史的歷史，在這種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態(tài)都具有超歷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時代性，因而成為可以進行較、分析的研究對象。
在這種史學方法中，斯賓格勒把所有的人類歷史按文化形態(tài)進行了分類，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羅類型，它的特點是注重肉體和現在，忘懷內在和外在的過去，歷史中的人似乎處于歷史時間之外,但他們的本質是個體性的，是一種不自覺的人性個性，正是基于這個起源但與此不同，卻不是與這種阿波羅型文化本質上的對立，斯賓格勒稱之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種個性的自覺，它的特點是耽于現實的個人貪欲和渴望，無休止地追求個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價，浮士德用自己的靈魂換取了知識和力量，這正是對西方文化的一個絕妙而深刻的寫照，出賣自己的靈魂意味就著背叛自己的歷史，知識和力量則象征著西方文化的本質性動力，它正是從這種背叛與對立中源源不斷地產生。斯賓格勒從紛雜的具體歷史中清理出了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歷史，從而導出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歷史變遷的過程和趨勢。作為各種歷史的文化形態(tài)，它有產生、生長、和消亡的過程，實際上斯賓格勒用歷史的文化同構代替了歷史本身，斯賓格勒由此得出了引發(fā)大量爭議的西方文明的沒落的悲觀結論，但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之間仍然存在歷史的必然聯系，比如我們可能看出阿波羅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間的區(qū)別實際上基于這樣一種歷史變遷，就是從個性的無意識變成了個性個人的自覺，它們不是對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構的，這正說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繼性，因此西方文化雖然在歷史時間的意義上不具有連續(xù)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歷史斷裂和文化形態(tài)的替代中贏得自己的強大生命力，形成為世界上唯一與中國文化連續(xù)性相比照和互補的代表性文化。
湯因比進一步發(fā)展了斯賓格勒的觀念，但他不是從不同文化或他稱之為文明的歷史關系中入手，而是企圖從某個文明的內在的和外在的存在關系中找到它們的自身的原因與動力，一個文明的存在狀態(tài)決定于它應對來自它所在的內在或外在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是這個文明的自身創(chuàng)造能力，這種創(chuàng)造能力即因應對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而生，也同時在改變自身與環(huán)境的應對關系，不斷的挑戰(zhàn)與應戰(zhàn)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長、消亡或停滯。湯因比把動力學引進歷史形態(tài)，雖然和斯賓格勒一樣對文化形態(tài)作了比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內在的生命即基于一個文化形態(tài)自身的歷史，因而他避免了斯賓格勒的悲觀的結論。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雖然是超歷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對象的即某一個文明形態(tài)中重新置入了時間，便它獲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賓格勒一樣在歷史引入了一種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觀點，具有明確的哲學反思意識。
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歷史歸結為自身統一的精神活動，最終歷史就是歷史判斷，即歷史總是以現實的判斷的活動方式被再次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分析哲學意義上的歷史反思，所以他說歷史即哲學，這種歷史思想的觀點需要一種對歷史的透視。首先要把歷史作為一個活著的整體過程來看待，這里即沒有游離于歷史自身的個人和個別事件，沒有外加于歷史的超驗的觀念，也不是實證的或科學的方法下被拼裝的歷史標本，而只是歷史作為現實的精神活動的自身。第二，在這種觀點下，歷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學，歷史學家據有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面對歷史，而這個過程就是對歷史的判斷活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歷史都是現實的歷史判斷，歷史在對歷史的判斷中而被表達?？肆_齊將歷史統一于現實的精神活動，它從黑格爾超越的歷史觀念和實證主義的超越的方法下把歷史歸還于現實的歷史反思，從而在西方的傳統歷史中第一次實現了歷史自身作為現實精神批判的統一，即歷史就是作為現實的精神活動的歷史哲學。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從克羅齊的前沿出發(fā)，認為歷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總是在今天人們的思想中復活，一方面歷史人物和事件總是由人的思想驅動的，我們只有了解人的行為后面的動機我們才能理解歷史，所以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現實從歷史產生，因此過去濃縮在現實思想中，歷史不過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過去的思想，這意味著歷史學家應當清楚自己的任務，批判地重演過去的思想。他的觀點事實上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認識論，它聚焦于現實思想與過去思想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實現于歷史學家思想意識下的歷史重演，因此對歷史研究歸根結底是對歷史思想自身的認識?？屏治榈聦嶋H上是在歷史研究領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關聯這樣一種深刻的認識論的問題，由于他已經意識到歷史思想自身的歷史性，他已經非常接近中國思想在歷史反思意義上的本質。按照他的觀點，歷史總是由歷史所形成的歷史價值觀下的歷史重現，這實際上可以成為對中國古代史觀的一種辯護，中國歷史中的春秋筆法的隱與諱的不直之直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歷史自身的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們能理解孔子所說的異直：“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這不是指現實道上的公平與正義，而是指歷史自身必須忍受的脫化折磨，是歷史成長的煩惱，歷史以遺忘的方式前進，以重寫的方式形成，歷史的灰塵掩埋了多少歷史，留下多少歷史，這個比例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但這是歷史對自身的超越，這也正是儒家文化從歷史獲得的自身的歷史本質，它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影響是積極與消極雙重的，也是無法避免的。沿著這個方向上的繼續(xù)探索可以使歷史哲學把我們最終引向純粹哲學意義的中國思想。
四、互補的歷史文化
歷史哲學具有非同尋常的困難，這不僅僅是因為歷史內容和歷史對象是復雜的，而且是因為作為歷史反思的過程自身是動態(tài)的，它始終在它的對象與確定對象的方法、觀點之間猶豫難決，就是說它幾乎難于確定對象但又必須有對象。比如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如果離開了它歷史背景孤立地進行描述就不過像是傳奇小說，但是一但要將歷史背景引入，就意味著要將部份的歷史與所有的歷史分離開來，因此就立刻面臨觀點和方法性問題，歷史的編纂首先要從龐雜的史料中編織出背景，不管歷史學家是否意識到這點，他們的不同恰恰在于對此的自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學家會有不同的觀點和方法，越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性與全面性，這個問題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難，因為最終的歷史背景就是歷史自己，因此歷史學最后不得不走向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歷史總是交替著被重寫，從英雄史詩到史實，從基督教史觀到文藝復興和理性啟蒙，從思辯到實證，最后是分析的歷史哲學，即現實的歷史思想的分析與批判，分析的歷史哲學具有強烈的思想性，這正是因為分析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學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對象，而是分析意味對研究的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終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這就與近中國思想達到了一個相同的境界，中國思想是一種哲學，它就是歷史的自覺精神，它的基于現實思想，是思想在歷史本質上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一方面是中國思想自身本質的不自覺的歷史本質，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義的歷史即所有在中國文化中表現的歷史；而西方歷史哲學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卻來自于歷史學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學思想，所以歷史哲學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學思想在歷史中的應用，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哲學反思，這樣西方歷史哲學最終成為了在現實意義上對歷史的反思，即歷史總是在今天被反思的歷史，歷史哲學家如克羅齊把歷史等同于現實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觀點，由于歷史的思想已形成了歷史的價值觀，所以歷史就是過去的思想在這種價值觀下的重演，正是這樣一種分析的歷史哲學。與此不同，中國思想是歷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質上它就是歷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對歷史的反思，它是歷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歷史。分析的歷史哲學在自己的方向上體現了歷史與思想的一致性歸宿，達到了在對歷史在現實反思意義上與中國思想的一種共同境界，實際上它們基于歷史自身的本質，即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超越性，這種比照揭示了中西兩種文化實際存在的深刻的互補性，中西文化的區(qū)別下是這種互補性的表現。比如中國思想在歷史領域的實現主要地是以文化傳承的方式所表現的儒家學者即“士”個人對歷史傳統的認同，而西方歷史哲學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種以歷史學家個人學術水平而表現的歷史觀點和方法的學術思想活動，但它們都是歷史反思的，通過反思而實現的歷史的自覺與自覺的歷史。
中國歷史也是多重意義的，與西方歷史不同的是，中國歷史是三源同一：歷史事實、歷史典籍和歷史文化。中國歷史從開始特別是從儒家文化開始就一直是以一種歷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現的，孔子處理中國第一部權威史書“春秋”就被視為中國歷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視歷史事實和歷史記錄為歷史本身，因此它們是不能更改的，作為歷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歷史而不是去重新編撰歷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筆法表現了自己的批判精神，歷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義下被詮釋詮釋，孔子是歷史上第一個運用語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詮釋大師，中國語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來源于此，這種批判性源于歷史自身而具有對現實的精神的震懾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保献?，騰文公下）筆法所表現的文化精神正是歷史反思思想的實現方式，中國歷史，中國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沒有高于歷史的超越觀念也沒有對歷史對象或歷史內容的實證性方法，歷史就是歷史自身的超越即歷史反思，歷史就是歷史文化，同時也是表現為歷史精神的中國思想的本質，中國的古代史官視歷史即真理，為歷史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就是這種崇高的歷史自覺精神，它使中國文化中充滿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國歷史編撰雖然在史料、考證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發(fā)展，現代史學也吸收了西方史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但歷史精神一直是中國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動力。
與此不同，西方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努力地使自己成為一種超越于歷史的學說，雖然近代的來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總是企圖從歷史的自身尋找歷史的原因和趨勢，拒絕來自歷史之外的超越觀念,但他們總又是不自覺地把新的觀點和方法加于歷史，無論是歷史編撰還是對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實證的觀點、方法、價值觀念，甚至是作為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自身都是對歷史的外在超越，歷史與歷史哲學的區(qū)別只是由研究過去的歷史變?yōu)楝F在的對歷史的研究，而分析的歷史哲學與一般歷史哲學的區(qū)別只是由現在對的歷史研究的分析變成為對現實的歷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歷史思想總是通過現實中的人的思想而實現的，就是說歷史思想和對歷史的自覺的思想是一種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歷史才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本質，分析的歷史哲學由于最終把歷史與對歷史反思思想的認同從而實現了這個本質，即歷史與史觀的分析的統一。
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為人們反省全球范圍內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危機問題提供了總體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態(tài)模式”是指維護文化生態(tài)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tài)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這一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tài)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wěn)態(tài)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tài)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tài)”，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tài)關系?！拔幕鷳B(tài)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tài)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tài)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tài)，亦即文化生態(tài)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tài)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吨芤住氛軐W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边@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tài)，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fā)揚光大?！吨杏埂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tài)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wěn)態(tài)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fā)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边@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所謂平衡性，即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并形成相對穩(wěn)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qū)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wěn)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產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為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為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fā)展看作是一個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作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觀念框架的“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三，就對事物發(fā)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tài)?！吨芤住烽_啟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后的發(fā)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么，“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為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為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tài)的平衡。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離性與可相容性出發(fā)，通過批判與會通、分析與綜合、解構與建構，實現文化的綜合創(chuàng)新。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言，貫徹“綜合創(chuàng)新”的方法論原則，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學史高度，體會“一本萬殊”之理，承認相反之論，從雜多中求統一，從矛盾中求會通，努力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和西方哲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在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解構與重構中，會通古今中西，以求達到綜合與創(chuàng)造、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統一。這正是通過“綜合創(chuàng)新”方法所要實現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標。20世紀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說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馮友蘭先生，在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經開啟了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綜合創(chuàng)新之路。這具體表現在：一是明確地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和中國哲學的直覺主義相結合，建構了一套哲學方法論與哲學史方法論———“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學包括實用主義和新實在主義的觀念和方法、哲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層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學主義的方法、人文主義的方法相結合；而這一結合是在他力圖把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哲學打通并適當地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實現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種綜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
歷史地看，在跟馮友蘭先生同時或稍后的一些中國哲學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層面上、不同的范圍內，探索并嘗試融貫、綜合各種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以求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如三四十年代的張氏兩兄弟張申府先生、張岱年先生就嘗試“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倡導和運用邏輯解析方法，并將解析法和的唯物辯證法結合，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既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又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奠定了張岱年先生一生堅持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基礎。張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fā)凡》一書，從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出發(fā)，主張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并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正確方法，就是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原理來分析研究中國歷史上每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闡明哲學發(fā)展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而應用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第一，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意義，注意考察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斗爭與相互轉化；第二，重視唯物主義的理論價值及其在哲學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對于階級社會中的哲學思想進行切合實際的階級分析；第四，堅持發(fā)揚實事求是的學風，對于哲學史的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于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哲學思想的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精密的分析和論述，基本上確立了以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為主導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梢钥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貫、整合，并在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統帥下達到了“綜合創(chuàng)新”。
事實上，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已呈現多元化趨勢。他主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如中國舊有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西方現有的解釋學方法、發(fā)生認識方法、結構主義和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等，以便在各種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補中，揭示中國哲學史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又如劉文英先生強調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采用的各種方法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主張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哲學的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以及語義分析方法、結構分析方法、解釋學方法與比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綜合，以實現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價值。這可以說是一種理性、開放、公正、平實的態(tài)度，一種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顯然，他們所堅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種教條主義的，而是經過重新理解和詮釋并加以發(fā)展了的。這樣一種以為主導、綜合古今中外各種研究方法論的探索，體現的正是“綜合創(chuàng)新”的路向。
海外華人學者傅偉勛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討老子之“道”所蘊涵的哲理而觸發(fā)詮釋學構想，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基本上建構起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創(chuàng)造的詮釋學”。從傅偉勛先生所建構的“創(chuàng)造的詮釋學”方法論看，它實際是中西哲學方法論的融會貫通。誠如傅先生自己所說，“創(chuàng)造的詮釋學”的“建構與形成有賴乎現象學、辯證法、實存分析、日常語言分析、新派詮釋學理路等等現代西方哲學中較為重要的特殊方法論之一般化過濾，以及其與我國傳統以來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乃至大乘佛學涉及方法論的種種教理之間的‘融會貫通’”。所以，他的“創(chuàng)造的詮釋學”便具有一種辯證開放的性格。顯然，傅偉勛先生在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時，仍然走的是綜合古今中西以求創(chuàng)新的道路。
【關鍵詞】管理科學管理管理哲學化
管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及其需要應運而生的?？傮w來說，人類的管理經過本能、經驗、科學三個階段，而當下，正在由科學管理向哲學化進步。
一、從本能管理到科學管理
人類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供參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個人的地位與魅力。那個時候，大凡優(yōu)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視為圣人，他們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們憑借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開創(chuàng)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國的“仁政”。東周“百家爭鳴”的時候，諸子開始總結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經進入了尾聲，開始進入另一個時期——經驗管理時期。
當人類積累一定管理經驗的時候，借鑒前人經驗成為管理智慧的主要來源，在這個階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歷史，從歷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資治通鑒》也就是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但是，經驗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經驗畢竟是前人的經驗，不可直接使用。更讓人惋惜的是，中國的經驗管理因循色彩和習慣都很濃重，以至于沒有朝科學管理的方向發(fā)展。
科學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業(yè)管理，經過工業(yè)化的催動從而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到今天為止，從泰勒到德魯克，管理科學已經成了一門內容豐富、使用范圍廣泛的科學。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構成了現代社會管理科學，對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發(fā)展產生了直接的推進作用。
二、從科學管理向哲學化管理是大勢所趨
科學管理思想是不是人類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從中外管理的實踐與思考的歷史都看到這樣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及以往的經濟問題，印證了西方管理理論的局限甚至失敗。
首先，科學止于人性。科學管理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原先的所說的科學層面的管理，其實都是單模塊的“事”與“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財務、營銷、生產、甚至人力資源的部分內容。當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時，科學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其次，科學管理是分專業(yè)的，是以相對特定的領域和靜止的環(huán)境為前提的?？茖W管理系統，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這些具體的方法與工具之間的關系、研究更高層的規(guī)律，尤其是現代社會的人和化無常，確立組織的根本規(guī)律，就需要更高層次的思辨模式了，這就是管理哲學。
當人類管理進入真正的“人本”時期，進入整體思維時期，進入不是對具體表象而是對規(guī)律加以研用的狀態(tài)，就是管理的哲學化開始。管理的哲學化不是否定科學，相反，管理哲學化是以管理科學為基礎的。
那么管理哲學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業(yè)文化來代替，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國術語來說，管理哲學的內容起碼應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為本。立心，就是確立企業(yè)的基本精神、性格、價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業(yè)在若干問題上的決策依據，如:穩(wěn)定與發(fā)展，合作與競爭，知與行，個體與團體等。這些問題與企業(yè)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絕對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業(yè)基本的運行模式與規(guī)則，尤其包括企業(yè)權利體系，這是企業(yè)運行的基礎。立人，在企業(yè)是培養(yǎng)團隊，在個人則是安身、立命、智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哲學軌跡
現代管理科學的發(fā)展，經歷了“古典管理”、“行為科學”、“管理叢林”，直至今天的“企業(yè)文化”階段。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1900-1930)，是以F•W泰羅、M•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學成果引入企業(yè)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實質卻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庸。
它忽視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動精神的主體。這個時期，泰羅盡管側重研究管理技術問題，但他卻注意到了科學管理的本質問題。他認為:“科學管理從本質精髓來說，包含某種哲學?！币虼?，有人把泰羅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學的管理論者。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二階段(1930-1960)，是以梅奧、麥格雷戈、馬斯洛等為代表的“行為科學”階段。行為科學的崛起及其廣泛應用，心理學展開了對管理科學的實驗研究，社會學也開始把管理作為社會群體生活的一個方面來加以研究。此外，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學科也日益與管理學相結合。在上述諸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管理方法論、管理心理學、公共關系學、管理邏輯學、管理倫理學等各門分支學科相繼發(fā)展起來。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階段的自然科學數量方法轉向理論研究的哲學思辯方法，以探求管理主體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意義和人文傾向。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三階段(1960-1980)，是以多種管理學派并存為特點的“管理叢林”階段。這個階段上的理論把企業(yè)看成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技術系統，力圖從整體上把握管理與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的哲學色彩大大加深。
現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四階段(1980-)，就是“企業(yè)文化”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把文化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企業(yè)管理中來，充分發(fā)揮文化的作用。在當今企業(yè)經濟活動中，人是最寶貴的財富。許多發(fā)達的國家把聚集培養(yǎng)人才看成是整個管理活動生存發(fā)展的源泉。這就是說，在現代管理中，重視管理主體的價值，進而形成現代化管理的主導力量和核心，是現代化管理思想哲學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國式管理哲學
關鍵詞中國管理哲學；高校教育，傳統文化
所謂的中國管理哲學是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理論背景而形成的管理模式。它既包括對他人的管理，更包括管理者自我的塑造。日本管理學家廉田勝先指出：“企業(yè)成功與否，經營管理占80％的作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維方式又是重中之重?！笨梢?，管理者自身思想境界的高低是企業(yè)成敗的關鍵。參照中國管理哲學的這一準則，我們可以很好地反思一下我國高校教育模式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fā)展。但在敘述這些內容之前，我們必須從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說起。
一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
西方定義人的本性是邪惡的，中國定義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西方管理重法制，即以法制人。中國管理用道德，即以德服人。因而，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是鮮明的，即重視管理者的個人修養(yǎng)。西漢劉歆在《七略·諸子略》提出中國的“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農家、縱橫家和雜家?！熬帕鳌痹诩由蠈儆谖膶W范疇的小說家，合稱為“十家”。中國管理哲學對這些流派的思想大多有所涉及。其原因在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凝聚了諸多“何以為人”的精華。也就是說，中國管理哲學極為重視人格的塑造和自我的完善。又由于我國現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顯然這一特點是值得我國高等教育借鑒的?？闪钊诉z憾的是，我國高校就培養(yǎng)大學生“如何作人”這點來講卻是差強人意。
二、我國高校教育的現狀
隨著我國物質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物質的追求遠勝于精神。這種表象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以至于我國高等教育也會因此而“隨波逐流”。就目前的狀況看，高校課程設置已經出現“重經濟實用”而輕“內在修養(yǎng)”的傾向。關于這一狀況美學大師朱光潛早有洞察，他就曾指出：“教育必須以發(fā)展全人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體育、群育五項應同時注重。就目前實際狀況說，德育在一般學校等于具文，師生的精力都集中于上課，專圖授受知識，對以做人的道理壘不講究?！苯Y合現在來說就是，高校教育過于重視應用學科的傳授(如經濟學、計算機、藝術設計等)，而對人文學科(哲學、美學、倫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卻置若罔聞。
對于上述狀況加以分析，我們認為原因有二。第一，在今日物質高度發(fā)達的社會中，人們更加看重經濟。在高考填報志愿時，考生更青睞選擇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專業(yè)。第二，由于考生的此種需求，各個高校也相繼迎合考生的“品味”，將經濟，營銷、管理等專業(yè)視為學校招生的王牌，以此來吸引更多的生源。這一現狀在我國的民辦高校中表現的最為突出。例如，我們經?？梢砸姷礁鱾€民辦高校的招生簡章列舉經濟、管理、財會、市場營銷、計算機、藝術設計等實用性較強的專業(yè)。但通過我們的調查，似乎國內還沒有一家民辦高校開設哲學(或中國傳統文化)專業(yè)。我想這種情形的原因不證白明。由于哲學是經濟實用性不強的專業(yè)(但哲學是一個生活實用性很強的專業(yè))，因此從這一學科中很難看到直接的經濟利益，為此遭到多方排斥。
其實，從我國目前的大學生就業(yè)現狀來看，專業(yè)對口的就業(yè)幾率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樂觀。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的大學生將從事與本專業(yè)不相關或是間接相關的工作。這樣一來也就造成了大學(特別是本科階段)的專業(yè)無用武之地。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否認，很多學科在大學中的學習效率要遠低于社會。以市場營銷為例，毋庸置疑，四年的大學生涯對本專業(yè)的幫助要遠遠低于四年的社會實踐所帶來的專業(yè)感悟。所以，高校教育的重點不應該過于偏向(注意這里說的是不要過于偏向)專業(yè)本身的教學，而應付諸于大學生人格的培養(yǎng)和價值觀的建立。也就是說，“師者，傳道受業(yè)解惑也”，一切皆以傳道為先。因為，個人自身修養(yǎng)的完善是從事任何一種職業(yè)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的根本。高校學子畢業(yè)后，也許會放棄自己的專業(yè)(無論是?？?、本科、碩士或是博士)，但他們不會丟掉自身的作人原則。所以從持久性上看，對學生“如何作人”的培養(yǎng)益處也更為長久，甚至一生。鑒于此種情況，下面規(guī)劃一下我國高校教育的未來發(fā)展就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我國高校教育的未來發(fā)展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對高校學生“如何作人”的培養(yǎng)比專業(yè)技能的傳授更有意義。但值得追問的是，應如何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呢?中國管理哲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重再次為我們的困惑提供了答案。
[關鍵詞]管理者心理企業(yè)管理
一、“盲目多元化”現象的具體表現及其危害。
近年來，新創(chuàng)的網絡企業(yè)如雨后春筍迅速誕生。新創(chuàng)的網絡企業(yè)在成長到一定階段，有的企業(yè)就會出現“盲目多元化”現象。具體表現是：企業(yè)同時開展了很多項業(yè)務，但沒有哪項業(yè)務能真正產生效益，就像撒胡椒面一樣，撒的東西很小很細，撒出去就看不到了；事情作了不少，時間花了不少，錢花了不少，但收益甚微。
例如：某網絡企業(yè)就出現了上述問題的教訓。該企業(yè)定位于近年來的熱點題材“網絡傳媒”。但該企業(yè)的產品線拉得非常長，其產品包括了四五大類，每個大類下又開展了多種具體業(yè)務，共計十多種各類產品。由于各個產品差異很大，可重復利用的資源比較少，所以在經營上每個產品基本都是“各自為站”，經過一段時間，幾乎所有的產品都處于停滯狀態(tài)。在老產品停滯不前但又不明確不再經營的情況下，又盲目推出新產品。使得企業(yè)經營重點不斷變化，企業(yè)組織結構變化頻繁，人力資源不能相對穩(wěn)定，企業(yè)資金壓力越來越大。造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不理想。
1.具體危害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分散，導致企業(yè)每個產品都缺乏競爭力。盲目多元化問題與恰當多元化運作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前者缺乏對市場的深入調查，迫于無奈使得產品越來越多，產品之間無相互促進、資源共享的關聯，即使企業(yè)總體的資源比較充裕，由于產品過多，具體到每個產品的資源非常有限；導致企業(yè)資金、人力資源的緊缺。同時由于盲目地運營多個產品，公司管理層對每個產品投入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在一些產品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上，很難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合理決策。而恰當多元化運作，是企業(yè)管理者把握好大目標的情況下，相輔相成地開展多項產品，達到充分合理利用資源，推出最具競爭力的產品，贏得最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當今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每個具體的產品都有數量眾多的競爭對手，盲目多元化的產品得不到企業(yè)資源的合理配置，其結果必然缺乏競爭力。(2)目標分散，導致組織整體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對于一個企業(yè)來說，戰(zhàn)略的重要性毋庸質疑，而戰(zhàn)略傳遞的重要性也已經成為企業(yè)界的共識。很多現在很流行的管理工具諸如KPI（核心關鍵指標）；BSC平衡計分卡等等，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向企業(yè)員工傳遞戰(zhàn)略目標，讓所有員工很清楚自己的具體工作對企業(yè)的貢獻，并向著企業(yè)的戰(zhàn)略目標努力。而盲目的開展多項業(yè)務使得企業(yè)戰(zhàn)略變得模糊，負責不同產品的員工目標大不一樣，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互相之間也缺乏溝通，企業(yè)整體戰(zhàn)略自然是難以統一。(3)產品更換過快，組織結構不穩(wěn)定，組織內部人心渙散
為了在短時間內找到能夠贏利的產品，企業(yè)不斷尋找、嘗試新的贏利模式，經常會推出新的產品，但產品推出的越多，組織機構變化越頻繁，反而增加了新產品日常運營方面的開支，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產品推廣不力致使企業(yè)員工士氣低落，人心渙散。
二、從管理者心理學角度分析“盲目多元化”現象出現的原因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企業(yè)前期資源整合工作非常出色，同時企業(yè)管理層都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經營經驗，出現盲目多元化問題，應該不是管理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問題，而應該考慮的是管理者心理層面的問題。下面簡要分析。1.從管理者的決策方式分析。眾所周知，決策是管理企業(yè)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對于決策而言有多種方式，其中最涉及管理心理策略的可分為：個人決策、參與決策和集體決策。個人決策毫無疑問是一種專制方式，直接依賴于管理者的本身素質；集體決策方式容易產生三種消極心理現象，即從眾思維、小集團意識和某種極端性傾向；參與決策方式比較符合管理心理規(guī)律，不僅能激發(fā)參與決策者的工作積極性，還能吸取決策參與者的智慧和增強領導者的群眾觀點。上例企業(yè)的管理者在進行產品的運作和管理過程中，沒有采取以上較好的決策方式。
2.從目標任務的角度分析。管理好一個企業(yè)，最中心的原則是目標任務。企業(yè)經營過程是一個長期努力奮斗的過程，立竿見影，迅速見效的事是極少的。每一個成功的贏利模式背后，都有數不清的失敗和挫折，需要管理者有面對困難的決心，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堅持不懈的意志。在確定經營目標之后，就要朝著既定的目標一步步走下去，縱有千難萬險，也不輕易改變初哀，帶領員工戰(zhàn)勝逆境實現目標。如果沒有這份堅持我們就看不到今天的搜狐、新浪、騰訊、分眾傳媒等等大企業(yè)。例子中的企業(yè)管理者似乎缺乏這份堅持的心理，運作產品過程中沒有不斷推陳出新堅持到底，而是半途而廢節(jié)外生枝，造成盲目多元化。
3.從雙贏、互利的角度分析。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明確的提出，為了實現企業(yè)目標，除了滿足明顯的企業(yè)所有者的利益之外，還有許多團體的利益必須得到滿足，其中很重要的幾個團體就是企業(yè)的顧客、企業(yè)的合作伙伴和企業(yè)的員工。某草根出身的浙江商人將自己的成功經驗總結成三句話：“對得起合作伙伴，對得起顧客，對得起員工。”對于企業(yè)管理者來說，保持與他人合作的心態(tài)，堅持互惠互利實現雙贏的心理尤為重要，是自身產品常勝不敗的保證。例子的企業(yè)管理者在作決策時恰恰忽略了上述幾個利益團體的利益，草率的終止產品是對合作伙伴和顧客的傷害，隨意的組織結構變動、頻繁辭退員工使得員工的利益得不到保證。
總而言之，企業(yè)管理者在應用管理心理學對企業(y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也要時刻注意調整自身的心理狀態(tài)，特別要注意克服急功近利和投機取巧的心理，避免盲目多元化現象的產生。
參考文獻：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以我院血液凈化中心為研究科室，隨機選擇血液凈化中心內護士12名，職稱為5名護師，5名主管護師，2名副主任護師。文化程度為本科9名、大專3名。護士工作年限為7~30年，平均護齡18.41±7.7年，年齡29~48歲，平均年齡38.08±6.81歲。
1.2無縫隙護理管理方法
1.2.1建立管理團隊。以副主任護師為督導員，主管護師為組長，護師為組員組成管理團隊。督導員責任為根據科室目前人員、現狀，提出管理目標，負責解決技術性難題，考核各項標準。組長負責召開會議，確定需要解決的問題，修訂各項操作規(guī)范。組員負責記錄、統計護理中存在的問題，執(zhí)行日常護理工作。1.2.2規(guī)范流程。主任查房后，經治醫(yī)生開具醫(yī)囑及治療方案，如透析模式、置換液配方、抗凝方式、超濾量等。護士負責醫(yī)囑的執(zhí)行。1.2.3護理交接。我血液凈化中心工作分為常規(guī)血液透析工作和多科室合作模式下的CRRT工作，這就對護士的護理交接提出眾多要求。常規(guī)血液透析工作要求血液凈化中心和病區(qū)責任護士交接患者生命體征、皮膚狀況、目前用藥、管道在位及轉運方式和正在使用中的急救設備、器械、物品等，多科室合作CRRT模式中要求血液凈化中心CRRT護士與病區(qū)責任護士除了患者的一般生命體征情況外，還需交接醫(yī)囑執(zhí)行情況，CRRT記錄及各項標本采集情況，患者的治療情況:治療模式、治療時間、抗凝劑的使用情況、超濾預設量及已完成的超濾量情況、濾器凝血程度、各項壓力參數、動靜脈內瘺穿刺部位或深靜脈置管部位情況等。搶救儀器及物品備用情況及治療過程中患者出現的不良反應。1.2.4質量監(jiān)控。（1）督導員負責監(jiān)控整體護理質量、護理計劃的執(zhí)行度。（2）組長評價血液凈化機器運轉，各項指數的設置合理性，觀察患者有無發(fā)生并發(fā)癥，現場排查和解決臨床問題。（3）組員負責巡視患者，執(zhí)行護理醫(yī)囑，整理護理中的問題，掌握患者生命體征。1.2.5安全排查。（1）護理標識：將透析記錄單（CRRT記錄單）及護理評估單，懸掛患者床頭醒目位置；打印標簽，替代手寫配方，便于識別；血液凈化的機器上制作明顯操作引導標示，同時在每臺機器邊貼上使用說明，便于護士操作，CRRT治療時將CRRT護士聯系電話留在機器醒目位置，便于聯系。（2）加強培訓：每月組織護士進行培訓。培訓內容有：《護理安全管理制度》、《護理不良事件分級及報告制度》及《?？谱o理中常見應急預案》等。在理論講解中，結合血液凈化中心實際情況，指導護士如何分析科室存在的護理安全問題，根據行業(yè)標準，同時共同制定改進措施。并定期進行評價反饋，每季度每人會進行一次護理安全相關制度的考核。
1.3觀察指標
對比無縫隙護理管理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fā)生情況及醫(yī)囑執(zhí)行正確率。
1.4統計學方法
SPSS17.0軟件分析，計數資料x2檢驗，計量資料t檢驗，P<0.05為差異有意義。
2結果
2.1無縫隙護理管理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fā)生情況
縫隙護理管理前體外循環(huán)凝血發(fā)生率2.3%、導管滑脫發(fā)生率2.1%、穿刺部位滲血發(fā)生率1.9%、低血壓發(fā)生率5.1%均顯著高于管理后體外循環(huán)凝血發(fā)生率0.5%、導管滑脫發(fā)生率0.4%、穿刺部位滲血發(fā)生率0.2%、低血壓發(fā)生率0.6%（P<0.05）。
2.2無縫隙護理管理前后醫(yī)囑執(zhí)行正確率
無縫隙護理管理前后醫(yī)囑執(zhí)行正確率分別為98.6%、100%，比較有差異（P<0.05）。
3討論
血液凈化是治療終末期腎病的有效手段，血液凈化技術含量高，對護理人員儀器的操作、溶液的使用有較高的要求，加上終末期腎病患者病情危重，血液凈化中心的護理安全是一直是護理關注的重點。無縫隙護理質量管理是針對臨床護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程、無縫隙的管理。本次研究發(fā)現無縫隙護理管理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fā)生情況及醫(yī)囑執(zhí)行正確率比較有差異。我們分析無縫隙護理質量管理后，通過不斷發(fā)現-評估-制定對策-改進措施讓血液凈化中心的護理質量呈現螺旋上升同時護士通過分級管理對護理質量進行層層把控[2]。同樣有學者指出通過無縫隙護理質量管理可以提升醫(yī)護人員的專業(yè)知識和實踐水平，增強了管理意識、質量意識和安全意識。同時在護理管理中可以使每位護士增強責任感[3]。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無縫隙護理管理在血液凈化護理中，可以降低護理不良事件的發(fā)生，提高醫(yī)囑執(zhí)行正確率，減少護理安全隱患，保證患者安全。
作者:冷盛君 顧薔怡 單位:江蘇省中醫(yī)院
參考文獻
[1]楊洪彬,楊越,劉婷婷,等.全程無縫隙護理模式在護理質量管理中的應用[J].中國醫(yī)院管理,2015,35(2):76-77.
關鍵詞：中國傳統管理哲學 核心 文化
文化一般定義為是在人類活動過程中歷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與思維方式。從其源義拉丁文culture，耕作、培養(yǎng)等可窺見文化實質上是自我認識的過程?！墩f文解字》：“文，錯畫也。” “化”為變易、生成、造化，所謂“萬物化生”（《易·系辭下》），最先將“文化”合用則在西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又 《說文解注》：“倫，輩也，理，道也?！庇纱丝磥恚瑐惱硎侵刃?，存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相互關系準則與秩序。此即中國傳統文化普遍認同倫理的涵義。
從人類演進歷史可看出，中國文化最初思維方式與體現形式是圖騰崇拜、巫術禮儀以及原始歌舞，這樣的文化土壤孕育民族向善特性，處處洋溢善的思考，追求成己、成物倫理特性， 那么，倫理意識籠罩下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是什么？筆者接下來試淺析之。
一 、 倫理意識籠罩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核
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民族，具有相對恒定性民族性格，土地是經濟基礎，是財富象征，視土地為生命，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統治者就是高度重視農業(yè)，而當時生產力低下，農業(yè)完全依靠自然風調、雨順，面對自然強大，人自視渺小、無奈，反倒促人養(yǎng)成安土重遷的性格和心理。寄希望用農業(yè)豐收果實祭祀上帝祖先，神佑自己在這塊土地上，“樂土知命”，祭祀本是民俗化儀式卻與孝相并論，由祭祀開始孝道之風，“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盵1]作為一個文化早熟國家，由孝逐步衍生仁、義、禮倫理秩序是很自然，伴隨其體系化，深深扎根中國傳統思維中，形成民族情結，且以各種方式滲透到傳統的政治生活和人倫日用中，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倫理意識籠罩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成為主流和核心精神，所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接下來分而論之。
孝，中國傳統倫理基礎，倫常主干。孝百行之源，發(fā)于情至于性，孝是對家庭而言，屬倫理范疇，但由于中國特有的血緣政治，孝自覺淪為工具理性，往下推衍便是忠，移于君，移于國，對國家而言，屬政治范疇，移孝作忠，在君臣關系上具體化，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膨脹，孝成為貫穿成己、成物的媒介， “天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1]。
仁，孝的延伸、放大、提升，“仁者，愛人”，“泛愛眾”，推而廣之“博施于民而濟眾”。實質以人為起點，高揚“人”的主體性，擴展推至整個社會的過程，超越了狹隘的血緣宗法之愛人，是一個統攝諸多倫理條目的概念。是中國傳統管理基石與倫理道德秩序工具。由“仁”至“圣”辯證提升，達至“成己”境界，進而成就“成物”理想。
義，“義者，宜也”，是價值觀，由仁外化的行為導向。 “圣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2]，成為“成己”、“成物”價值導向。
禮，行為準則，禮的人文觀念，周公時代已有體現，所謂“周公制禮”，孔子納仁于禮，為禮找到了心理依托，將禮從宗教色彩擺脫出來，成為日用之常， “立于禮”，“行以禮”， 自然是“成己”、“成物”行為規(guī)范。
二、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倫理
“管理”（manage）一詞來自于拉丁語詞根“Manus”，意為“手”，在西方管理學界，對此界定最權威屬法約爾：“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和控制。”[3]
事實上，此處“管理”屬動詞，是“Manus”（手）的引申義——操作，對人、事、物的操控和安排，是一種實踐活動，而管理哲學實際上是對管理實踐中終極問題的探究，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因素和價值，人際關系（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等），從根本上說是對管理實踐所承載的社會歷史規(guī)定性、規(guī)律性過程從哲學層面邏輯地追問和反思， 二者區(qū)別顯然。
葛榮晉《簡論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一文從傳統文化角度界定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其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克己復禮的德性文化”，并指出“中國管理哲學的原則、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學基礎之上，強調管理是始于修己而終于安人的過程，人是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4]
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和特征，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恰恰關注是“人”， 人立于天地，是天道運行秩序一部分，與孝、仁、義、禮緊密相聯，始終體現中國傳統文倫理取向。顯然，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與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相契合。
任何一種管理哲學都根植于特定社會文化中，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對管理理念的哲學思考。
綜上觀之，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關系，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生根發(fā)芽，是傳統文化倫理一部分。
根植于是中國傳統特殊土壤的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其特有思維模式，宗法背景，地理環(huán)境鑄就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追求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孝、仁、義、禮的倫理取向。
思維模式，鑄就中國傳統管理思維重整體性，陰陽、五行和八卦視作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雙向互動，在宇宙中尋求天與人平衡與和諧，把思想發(fā)散出去又收回，落于原點人。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
宗法背景，使得中國傳統管理依托自然經濟，維系著血緣紐帶的家庭和宗族，追求家族利益至上，孝為前提，禮為人倫的等級規(guī)范，家族榮耀不僅僅在倫理上的，更體現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能上。禮義是支柱，立德是追求。
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處于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huán)境，往往視中原為本土，視中國為天下之中。注定其跳不出農耕社會，宗法思維的圈圈。其思維往往表現無我意識、臣民意識和圣王意識，圣人按尚公尚同——立已立人——成已成物思維模式，以一已之“公心”發(fā)而“感天下之心”。
一語概之，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從屬中國傳統文倫理。
三、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
前面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與中國管理哲學追求不矛盾，二者都以人為中心，以孝、仁、義、禮經緯。
傳統文化處處洋溢尚中求和、剛健有為的精神，自然決定中國傳統管 理哲學浸透了以孝、仁、義、禮倫理范疇善惡思辨，理想人格訴求，雙向流動的道德本體決定其管理實質以孝、仁，義、禮經緯，以身—家—國為脈絡，由小見大，由內而外，將個體價值依附于國家，從主體的道德內求內修，再到為政之道外化，在憂國憂民的沉思中尋找人類生存的樣式：道德智慧的“主體內求”和政治智慧的“道德外化”，外推齊家治國，再達至“天人合一”，是倫理政治實踐過程，這一過程恰恰又與中國傳統文化倫理謀合，清楚明了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
四、結語
任何一種管理哲學都根植于特定社會文化中，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對管理理念的哲學思考。
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 生于淮北則為枳”，孕育中國傳統文化特殊土壤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同樣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與中庸和諧，其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已成共識，其文化倫理內核實質是孝、仁、禮、義協調和超越的。
參考文獻
[1] 葛榮晉.簡論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J].哲學動態(tài).2007.2.
